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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國少年“梵天”執行秘密任務，來到中原國，遇到海難失去部分記憶。梵天被腿疾少女“公良潸”所救。梵天為報答救命之恩，答應“虹引”師太的請求，帶潸兒和鎮觀奇書，下山尋找書中記載的仙島，醫治潸兒的腿疾，途徑環翠灣。中原武將“李茂”受太后之命，前往環翠灣尋找皇帝下落。眾人歷經險阻最終齊聚環翠灣，梵天終于恢復記憶，在旅途中偶然獲得的幾樣秘寶。令他距離成為天下最具權勢之人，僅一步之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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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析《三國演義》中司馬懿的人物形象

一．早期：蓄華斂芳，偶露崢嶸司馬懿出身官宦世家，“少有奇節，聰明多大略，博學洽聞，伏膺儒教”從小就表現出非凡的才干。而在小說的前半部分，尤其是曹操當權時期，司馬懿出現的次數屈指可數，這是有其內在原因的。       首先，從司馬懿最初的性格取向來說，他并不十分贊成曹操那種挾天子而縱橫天下的行徑，“知漢運方微，不欲屈節曹氏”以至于在曹操慕其名想把他收羅帳下的時候，他假扮患“風痹”之癥作為推辭的理由，并且還以“堅臥不動”的高超演技騙過了曹操派去深夜刺探虛實的人。然而同智謀與勢力同樣顯赫的曹操相抗衡畢竟是很困難的----曹操做了丞相之后，再次敦請司馬懿出仕，而且還以“若復盤桓，便收之”相威脅，迫使他“懼而就職”。顯而易見，在這種完全被動的情況下，司馬懿雖已加入到曹操陣營之中，卻很難馬上就發揮出其過人的抱負與謀略。       其次，曹操既重才又忌才的雙重性格指導下的用人思想決定了司馬懿的才干不可能在早期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司馬懿深知：恃才傲物、功高蓋主，在曹操面前抖機靈是不明智的；聰明盡顯于外的下場是可悲的----在這方面，彌衡、楊修就是前車之鑒。因此，在曹操當權時期，司馬懿選擇了蓄華斂芳的策略，在明哲全身的基礎上進一步歷練自己、完善自己，同時等侯時機，蓄勢待發。再次，從《三國演義》這部小說的整體情節發展來看，司馬懿雖與曹操、周瑜同為襯托諸葛亮的人物形象，但其活動的主要情節都設置在后期，因而不宜在前期出現的過多；同時司馬懿作為曹魏陣營的一員，如其聰明才智表現的過于突出，對于體現作者擁劉反曹的主題是不利的。       綜上所述，在小說前期，司馬懿較少出場。曹操雖了解其才干，卻沒有讓他去獨當一面的執行重要任務，而只是用之為主簿，以一個參謀人員的身份帶在身邊。究其原因，乃在于小說后來借華歆之口說的一番話：“先時太祖武皇帝（曹操）嘗謂臣曰：司馬懿鷹視狼顧，不可付以兵權；久必為國家大禍?！?      然而，司馬懿畢竟是三國時期的一位重要的歷史人物，也是小說中的主要角色之一，因此作者不得不在前期作些必要的描寫，以給讀者留下足夠深刻的的印象，從而為其后期建立的豐功偉業作出含蓄的預示和合理的鋪墊。所以，司馬懿雖在前期出場不多，但每次出現，都被設置在一定的關鍵時刻，發揮與眾不同的獨特作用。第一次是建安二十年，曹操親統大軍，收降張魯，占據漢中、東川，時逢劉備剛剛從劉璋手中奪取西川，自領益州牧，立足未穩。司馬懿立即向曹操建議“劉備以詐力取劉璋，蜀人尚未歸心。今主公已得漢中，益州震動?？伤龠M兵攻之，勢必瓦解。智者貴于乘時，時不可失也?！比欢?，司馬懿的意見并未被仍然沉浸在勝利喜悅中的曹操所采納，他感嘆說“人苦不知足，既得隴，復望蜀耶？”放棄了乘勝南下，揮師入蜀的良機。不久，劉備集團的勢力在西川得到鞏固之后，乘機興兵奪取了漢中和東川，這使曹操對自己當時懷著知足常樂的超然心境做出的錯誤決定追悔不已。這里把司馬懿直接與曹操相對照進行描寫，更加突出了司馬懿的遠見卓識。         建安二十四年秋冬兩季，發生在荊州、襄陽、樊城地區的這一系列戰役，其意義是極為深遠的：此后，孫曹劉三大集團之間的勢力格局和相互關系發生了顯著變化，蜀、吳之間的矛盾因關羽被殺而趨向深化和尖銳，兩年之后，劉備為報殺弟之仇，一意孤行，興兵伐吳，被東吳陸遜火燒聯營七百余里，蜀國元氣大傷，精銳力量幾乎損失殆盡；同時，東吳的實力也遭到一定程度的削弱。從此，蜀、吳與曹魏的實力水平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了。         顯而易見，在次這關乎全局的事件中，司馬懿發揮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他洞察和分析不同集團之間錯綜復雜的相互關系的能力，以及基于這種關系而產生的政治聯合和軍事打擊相結合的戰略思想，都使他明顯的區別于曹操身邊的其他謀士。他從中表現出的智慧、干練、冷靜和統領全局的魄力無疑是其自身非凡將才的一次預演。實際上，作品中顯示出他聯吳擊蜀的戰略觀點，已經把他與主張聯孫抗曹的諸葛亮相抗衡，為以后諸葛、司馬之間的正面交鋒埋下了伏筆。        總之，正如曹操與劉備煮酒論英雄時所說“龍能大能小，能升能隱；大則興云吐霧，小則隱介藏形；升則飛騰于宇宙之間，隱則潛伏于波濤之內。方今春深，龍乘時變化，猶人得志而縱橫四海?！睂τ谒抉R懿而言，經過幾十年“隱介藏形”和“潛伏”的歷練，縱橫四海的日子已經為期不遠了。         二．中期（上）：運籌帷幄，鋒芒畢露建安二十五年春正月，漢丞相、魏王曹操因頭風病反復發作，于洛陽病逝.曹操病危時，召司馬懿與曹洪、陳群、賈詡等人同至榻前，囑以后事。洪、群等皆是曹操心腹，可見此時，曹操已經把司馬懿當作自己的股肱之臣看待了。         然而，司馬懿真正飛黃騰達、建功立業是在曹操死后、曹丕和曹睿當權時期。曹操進封魏王之后，司馬懿曾被任命為太子中庶子，和當時身為王太子的曹丕關系非常密切，“每與大謀，輒有奇策，為太子所信重”因而曹丕稱帝后，司馬懿迅速得到重用，歷任丞相長史、督軍、御史中丞、侍中等要職，封向鄉侯。        漢章武三年夏，劉備伐吳，被陸遜火燒聯營，大敗而歸，病逝于白帝城。曹丕欲乘蜀漢新敗、國中無主之機興兵討伐。司馬懿獻計，召集羌王軻比能取西平關；蠻王孟獲攻益州、永昌等四郡，以擊西川之南；東吳孫權攻兩川峽口，徑取浦城；降將孟達攻漢中；魏將曹真出陽平關取西川，五路大軍，共五十萬，五路并進，四面夾攻，“令諸葛亮首尾不能救應，然后可圖”。不料諸葛亮技高一籌，洞察到聯軍雖然勢大，卻彼此不相統屬，并不同心協力；于是根據其不同弱點，各個擊破，最終五路大軍無功而返，蜀國轉危為安。這就是小說中所描寫的“安居平五路”。        “安居平五路“是司馬懿與諸葛亮之間在運籌帷幄上的第一次正面交鋒，司馬懿的計策雖然沒有成功，但足以顯現出他縱觀全局、運籌帷幄的戰略設計能力。曹丕深知：此時曹魏陣營內能與諸葛亮較量的，恐怕無人能出司馬懿之右。這就更增加了他對司馬懿的倚重。此外，通過這次失敗，也使司馬懿對諸葛亮的戰略戰術有了更深刻的了解，為以后必然出現在自己與諸葛亮之間、更高層次的較量積累了經驗。         魏黃初五年秋，文帝曹丕親統水陸大軍三十余萬伐吳，臨行前“封司馬懿為尚書仆射，留在許昌，凡國政大事，并皆聽懿決斷?！辈茇г谖粫r的幾次親征，都命司馬懿留守后方，“內鎮百姓，外供軍資”，曹丕還曾下詔說“吾東（征東），撫軍（司馬懿）當總西事；吾西，撫軍當總東事?！弊阋娖鋵λ抉R懿的特殊信任和重用。        黃初七年夏，魏文帝曹丕病逝，十五歲的明帝曹睿即位。曹丕臨終前召見曹真、陳群和司馬懿，托付后事，命其輔政。顯而易見，此時的司馬懿已經進入曹魏政權最高決策者的行列。        三．中期（下）：祁山斗智，不敗而勝        與曹丕在位時期主要鎮居后方，調理內政不同，因為客觀形勢的變化，在曹睿當政時期，司馬懿開始走上戰場，為主實施與蜀、吳之間一系列大規模的戰役。從而使司馬懿的軍事指揮才能淋漓盡致的表現出來；由此也留下了一個個膾炙人口、千古傳誦的精彩故事。         劉備死后，諸葛亮受其白帝托孤之恩，盡心竭力，輔佐后主：先是結好孫權，免除外患；既而親率大軍，直入南中，七擒孟獲，平定蜀國后方。他所做的這一切，無非都是為實現劉備“克復中原，重扶漢世“的遺愿所做的準備。內外俱平之后，諸葛亮就要開始著手準備出師北伐了。而在曹魏方面，曹睿即位后，封司馬懿為驃騎大將軍、舞陽侯。又因司馬懿上表乞守雍、涼二州，故令其提督雍、涼等處兵馬。二州臨近漢中，這一明顯針對蜀國的舉措自然引起諸葛亮的不安，他采用參軍馬謖的反間計，傳言司馬懿據重兵意欲謀反。曹睿登基不久，“疑慮未決”，終于中計，將司馬懿削職回鄉。         蜀漢建興五年春，諸葛亮上《出師表》，率兵三十余萬，出屯漢中，令趙云、鄧芝為先鋒，第一次北伐開始。戰爭初期，蜀軍進展頗為順利：先是智取南安、安定、天水三郡，活捉魏國駙馬、大都督夏侯楙，既而諸葛亮收降姜維、罵死王朗、大敗曹真；同時，又有昔日降魏蜀將孟達，愿起金城、新城、上庸三處兵馬為內應，徑取洛陽；約請諸葛亮進兵長安，使曹睿首尾難顧，前后夾擊。就在這關鍵時刻，曹睿聽取太傅鐘繇的建議，遣使持節，赴宛城恢復司馬懿官職，并加為平西都督，令起南陽諸路軍馬，前往長安匯合。        聽到司馬懿復出的消息，諸葛亮大為吃驚，立即修書孟達，令其小心提防“不可輕易托人。慎之！戒之！近聞曹睿復詔司馬懿起宛、洛之兵，若聞公舉事，必先至矣。須萬全提備，勿視為等閑也?！比欢?，諸葛亮的提醒并未引起孟達的重視，他笑諸葛亮“心多”，以為“司馬懿之事，不必懼也：宛城離洛陽約八百里，至新城一千二百里。若司馬懿聞達舉事，須表奏魏主：往復一月間事，達城池已固，諸將與三軍皆在深險之地。司馬懿即來，達何懼哉？”         孟達的判斷建立在一個完全錯誤的基礎上，那就是他斷定司馬懿既然已經接到去長安匯合的命令，縱使現在已經知道自己起事，也應立即上表曹睿，得到批準后再從宛城出發來攻新城。難怪諸葛亮知道孟達的回信后“擲書于地而頓足曰：‘孟達必死于司馬懿之手矣?！痹谶@里，諸葛亮所表現出的對司馬懿的理解和認識是頗為深刻的：“兵法云：‘攻其不備，出其不意?！M容料在一月之期？曹睿既委任司馬懿，逢寇即除，何待奏聞？若知孟達反，不須十日，兵必到矣，安能措手耶？”        事情的發展果然一如諸葛亮所料，司馬懿在得到孟達謀反的密報之后，率大軍日夜兼程，直趨新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奪城斬將，平定了內亂。由于他的隨機應變、果敢機敏和“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大將氣概，諸葛亮連接孟達內外夾攻的計劃失敗了。這是司馬懿統兵作戰所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由此，魏主曹睿對他越發信任和倚重，還授予他遇機密重事，不必奏聞，便宜行事的特殊權利。        新城平叛之后，曹睿令司馬懿引大軍二十萬，以右將軍張郃為前部先鋒，出關迎戰蜀軍。而此時，魏蜀雙方最高軍事統帥的目光已經不約而同的投向秦嶺之西的一條小路----街亭。雙方深知，街亭作為漢中咽喉，是蜀軍北伐的重要糧道，一旦街亭要路被切斷，蜀軍必將陷入進退兩難的境地。故司馬懿不敢怠慢，親統大軍來取。不想諸葛亮已搶先一步，派參軍馬謖駐守街亭。遺憾的是，慣于紙上談兵的馬謖沒有執行諸葛亮依山下寨，當道扎營的命令，而是自以為是的屯兵山上，最終招致大敗。諸葛亮連失街亭、列柳城等戰略要地，知大勢已去，不得不準備全軍撤退。他自己帶領兩千余人在西城搬運糧草，而此時司馬懿親率大軍來奪西城。于是，諸葛亮大開城門，焚香操琴，嚇退司馬懿十五萬大軍，演出了一幕精彩絕倫、流傳至今的“空城計”。隨后，諸葛亮退回漢中，第一次北伐宣告結束。        “空城計”在歷史上確有其事，但卻并非諸葛亮所為。作者不愿讓諸葛亮的第一次北伐以純粹的失敗而告終，故而移花接木、張冠李戴，將“空城計”算在諸葛亮的帳上，似乎為一出祁山的收場增添了不小的光彩。其實，“空城計”是三十六計中“敗戰計”的一種，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不得已而為之的。諸葛亮使用“空城計”這本身就說明他當時已經陷入除此之外無計可施的地步。      多少年來，“空城計”中司馬懿的多疑、膽小一直被人們傳為笑談，其實，這是很不公正的。司馬懿行兵作戰多年，并不是一個遇事猶豫不決、前怕狼后怕虎的人，新城擒孟達就是很好的例證。至于他在與諸葛亮交鋒時所表現出的特殊的謹慎則是完全處于他對諸葛亮智慧和才能的了解，“強中猶懼強中手”，這一點，和諸葛亮每逢知道即將和司馬懿作戰都感到有些吃驚是出于同一原因。后來，魏延曾屢次向諸葛亮建議出子午谷而投西，奇襲長安，一直沒有得到諸葛亮的采納。每次北伐，必出祁山。正如司馬懿所說“他非無謀，但怕有失，不肯弄險”，這正是諸葛亮用兵極度謹慎的突出體現。為將者不區分對手的具體情況，一味果敢，就是鹵莽、愚蠢。司馬懿沒有把握好事物普遍性中可能體現出的特殊性，拘泥于諸葛亮生平謹慎的特點，錯過了生擒敵酋的良機；然而司馬懿畢竟是戰役最終的勝利者，諸葛亮僥幸行險，兵退漢中，為虎頭蛇尾的第一次北伐劃上一個并不完美的句號。      此外，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街亭爭奪戰中，當司馬懿得知諸葛亮派馬謖把守街亭后“笑曰：‘徒有虛名，乃庸才耳！孔明用如此人物，如何不誤事！’”。顯而易見，當時司馬懿對蜀漢將領的了解和認識程度之深刻甚至已經超過了諸葛亮，成為料敵制勝的關鍵。      在與諸葛亮長期的軍事斗爭中，尤其是戰爭后期，司馬懿大都選擇守勢，因此人們普遍認為這是司馬懿處處比諸葛亮略遜一籌的緣故。其實防守并不一定意味著處于被動和劣勢，雖然在與諸葛亮幾次大規模的較量中司馬懿敗略多于勝，但這并不應該是他取守勢的根本原因?！秾O子兵法-軍形篇》中指出：“…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故能自保而全勝也?！逼浯笠馐钦f：所謂善戰者應該首先創造條件，使自己不被敵人戰勝，然后再尋找機會去戰勝敵人；想不被敵人戰勝，就應該防守，想戰勝敵人，就應該進攻；所謂全勝是在首先妥善保存自己的前提下取得的。從這種角度上看，司馬懿在與諸葛亮斗爭的后期采取守勢應該是基于對當時敵我各方面形勢的深入分析而作出的正確決定：     其一，在物資供應方面，蜀漢作為攻擊的一方，從成都經漢中出祁山，拔山涉水，糧草物資周轉艱難，且糧道太長，極易被敵軍切斷；而司馬懿坐守渭水，臨近長安，物資供給方面的困難較之蜀軍要小的多。司馬懿以靜制動，以逸待勞，自然勝券在握，不必急于采取主動行動。     其二，在最高領導層方面，后主劉禪昏庸無能、寵信宦官、沉湎酒色，非保業之主，諸葛亮長時間統領大軍在外，必然引起劉禪與其他寵臣的疑忌而產生內耗；與之相比，魏主曹睿則比較開明，對司馬懿極為信任，并授予他極高的權利和榮譽。     其三，在國家經濟、軍事實力方面，蜀漢因彝陵之戰大傷元氣后，又經歷南征和數次北伐，連年戰亂不止，國家生產力受到嚴重破壞，百廢待興，民意思安，兵心厭戰。此外，隨著趙云、張苞、關興等人的先后亡故，蜀國人才匱乏，諸葛亮手下已乏良將可用，從而出現了“蜀中無大將，廖化做先鋒”的局面。隨著長時間陷于戰爭的泥潭中而不能取勝，諸葛亮使戰爭繼續下去的困難也就越來越大；與之相比，曹魏統治的北方地區遭受戰亂破壞的影響較小，加之從曹操時期就開始施行的“屯田制”等保護生產的措施，社會生產力較為發達，物質供應較為豐富和充足，人口相對集中，經濟和軍事實力增長較快，具備進行持久作戰的能力。     其四，綜合以上原因，諸葛亮面對諸多不利因素，只能選擇速戰速決。而司馬懿針對其急于求戰的心情采取避戰堅守的策略，以焦躁其心，再尋找戰機，與之決戰。待其天長日久，糧草不濟亦或發生內變，倉皇撤軍之時，再率大軍從后掩殺，自然可獲全勝。    作為獨當一面、身系國家安危的大將，司馬懿除了機智深遠、果敢冷靜之外，還有寬廣的胸懷和顧全大局的器量。曹真身為大將軍，位在司馬懿之上，但其統兵作戰的才能遠不及司馬懿，還對其屢建大功心懷妒忌；而司馬懿對這一切卻毫不介意：     二出祁山時，曹真不是諸葛亮對手，連戰連??；司馬懿在關鍵時刻獻上“待其糧盡，于后追擊”的制勝之策，當曹睿問及他既然有先見之明，為何不自己引一軍去戰時，司馬懿借口防吳，其實是將大功讓給曹真，并囑咐使者“吾以此功讓于子丹；公見子丹，休言是吾所陳之意…”。      四出祁山時，司馬懿料定諸葛亮必分兵箕谷、斜谷而取祁山，曹真不信，兩人便各守一谷口，以十日為期打賭。后來曹真不做準備，被蜀軍偷襲斜谷，失了營寨，緊追不舍，還是司馬懿在大敗進攻箕谷的魏延、陳式之后前來接應，救了曹真一命。曹真羞愧不堪，要將天子所賜玉帶一條、御馬一匹奉上時，司馬懿卻說“…切莫言賭賽之事，只同心報國”。      司馬懿這種不計個人名利得失，以大局為重，注意內部團結，一致對外的坦蕩胸襟，是極為可貴的。也正是由于他這種不凡的政治家的氣度，司馬懿在曹魏集團內部享有很高的威望。上至魏主曹睿，下至文武百官都對他倍加欽敬，甚至連資歷深厚的大將張郃、徐晃都甘心在他帳下效命，因而無論是用計還是用兵都很少受到來自內部的干擾和阻力。再加上司馬懿剛柔相濟、治軍有方，他的部隊一直具有較高的戰斗力。所有以上這些原因，都為司馬懿取得最終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幾次出戰導致的慘敗，更加堅定了司馬懿以不變應萬變，堅守不出的決心；諸葛亮再也找不到引誘司馬懿出戰的機會。他命兵士與當地農民相雜種田，擺出一幅久駐祁山的架勢，但他內心很明白：無論是內憂還是外患，都不允許他帶領三十多萬大軍在這個小小的祁山被毫無止境的拖下去。萬般無奈之下，他想到羞辱司馬懿一番，激他出戰的辦法。     諸葛亮的聰明才智確非常人可比，居然能夠想出用女人衣服激對手出戰的計策，恐怕稱得上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了。眾目睽睽之下，身為部隊的最高統帥，受到如此羞辱，司馬懿應該如何處之呢？小說中這一段寫的極為傳神：“司馬懿看畢，心中大怒，----乃佯笑曰：‘孔明視我為婦人耶？’即受之，令重待來使…”短短二十余字，將司馬懿轉瞬之間的心理變化描繪的活靈活現，入木三分。和諸葛亮信中所言恰恰相反，司馬懿所為正是男子胸襟發展到至高至極的體現；為圖自己一時的揚眉吐氣而把國家存亡社稷安危拋諸腦后，只能算做匹夫之勇，怎么能稱的上真“大將”，真“男子”呢？     而此時的諸葛亮，已經陷入了難進難退難守的痛苦境地，再加上他自覺受劉備托孤之重，怕自己死后別人不似他那樣盡心，更加急于迅速擺脫與司馬懿之間的持久戰局面，在有生之年“克復中原，重扶漢世”。因而“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所啖之食，日不過數升…親理細事，汗流終日?！睂χT葛亮深為了解的司馬懿聽說這些后，立即敏銳的感覺到“孔明食少事煩，豈能久乎？”于是假借天子詔令，壓制眾將不得出戰，“堅守勿出，彼久必自變”。     鞠躬盡瘁的諸葛亮，已經再也沒有機會去實現劉備的遺愿和自己的抱負了，在刺骨的秋風中，他最后一次登上五丈原，長嘆“再不能臨陣討賊矣！悠悠蒼天，曷此其極！”只是不知此時他心中是否也有當年周瑜大呼“既生瑜，何生亮”時的感慨？    建興十二年、公元二三四年秋，蜀漢丞相、武鄉侯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軍中，終年五十四歲。    “祁山斗智”是司馬懿一生軍事指揮才能得到最完整體現的時期。諸葛亮北伐曹魏的戰爭歷時七年，前后六次，反復與司馬懿在祁山地區斗智斗勇。而此間雖然諸葛亮似乎在謀略上更勝一籌，還導演了諸如“空城計”、“火燒上方谷”、“死諸葛能走生仲達”等等一幕幕活劇，但司馬懿憑借其對當時雙方客觀形勢的精確分析所得到的正確結論和老成持重、沉著冷靜的獨特性格，劃地而守，扼其喉而使其不能進，使自己不被對手打敗而最終取得勝利。     四．后期：老當益壯，繼往開來    諸葛亮死后，司馬懿于魏景初二年又指揮了迎擊遼東軍閥公孫淵的戰爭。而這一次無論從戰爭規模還是敵軍統帥能力都無法與祁山之戰時相提并論，因而司馬懿成竹在胸，只帶本部兵馬四萬人迎戰公孫淵十五萬大軍；出征前，曹睿問他這一去需要多少時間，他滿有把握的說：“四千里之地，往百日，攻百日，還百日，休息六十日，大約一年足矣?！睉鹗碌慕Y果一如司馬懿所預料：同年秋，襄平城被攻破，公孫淵被斬。出于司馬懿所處立場的限制，小說中對這次戰爭和司馬懿在此之后所經歷的諸多重大事件的描寫大體沒有離開具體的史實，而未作更為生動的藝術想象和虛構，這對于司馬懿這樣一個具有深刻內涵的藝術形象而言，不得不說是一種遺憾。     景初三年春，魏主曹睿病逝，臨死前將幼子曹芳托孤于司馬懿和大將軍曹爽，令二人共同輔政。不久，在曹爽及其親信的策劃下，司馬懿遭到排擠，被削去兵權，授以“太傅”的閑職；曹爽兄弟三人掌管禁軍，結黨營私、權傾朝野。     在這種不利的情況下，司馬懿先是裝聾詐病，制造出自己已經老邁無用、命在旦夕的假象，麻痹曹爽，使其放松警惕；而暗中卻加緊聯絡心腹，積極策劃剪除曹爽勢力。最終，他果斷抓住曹爽兄弟伙同親信隨曹芳出城參拜高平陵、圍獵的時機，發動政變：迅速占領兵營、武庫等重要部門，控制了洛陽，并引大軍出城，屯于洛河，守住浮橋，截斷曹爽回城之路。同時上書太后、天子，指控曹爽犯上作亂，意圖謀逆；并接連派人赴曹爽處陳說利害，極力勸誘其投降。而曹爽胸無大志，貪戀安逸，難舍洛陽城中的家產、美妾，拒絕了“智囊”桓范提出挾天子駕幸許都，憑借自己大司馬的兵權調集外兵討伐司馬懿的建議，交出兵權，束手就擒，還天真的以為：“情愿棄官，但為富家翁足矣…太傅必不失信于我”而此時司馬懿卻暗中加緊搜羅曹爽集團罪名，并對宦官張當等人施以嚴刑，使其屈打成招，供認曹爽即將謀反，最終將曹爽兄弟及其親信明正典刑，一網打盡。    “詐病賺曹爽”是司馬懿政治斗爭藝術的一次集中體現，整個事件從策劃到實施再到善后，自始至終環環相扣，有條不紊；充分展示了司馬懿靜則使人無從覺察，動則令人措手不及的高超的運籌和統馭能力，他把握時機、乘時而動的技巧已經達到爐火純青的地步。剪除曹爽集團之后，司馬懿被封為丞相、加九錫，父子三人同領國事。司馬懿已經登上了統領魏國軍政大權的最頂端。     魏嘉平三年、公元二五一年秋，司馬懿病逝于洛陽，終年七十三歲。     司馬懿臨終前，把兩個兒子司馬師、司馬昭叫到榻前說：“吾事魏歷年，官授太傅，人臣之位極矣；人皆疑吾有異志，吾嘗懷恐懼。吾死之后，汝二人善理國政，慎之！慎之！”     對于司馬懿所言的“慎之”，也許有兩層意思可以理解：其一是讓二子善理國政，不可心生異志；其二是讓二子善保國政，不可輕易托付他人。但是無論司馬懿本人有沒有異志，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通過他的不懈經營和艱苦努力，已經為后人的事業創造了最佳的政治、軍事和經濟條件。司馬懿死后，司馬師和司馬昭分別被封為大將軍和驃騎上將軍，總領尚書機密大事。從此對于曹魏而言，皇帝之勢微而國家之勢強，軍政大權，盡歸司馬氏專斷。    “山海爭水，水必歸海，非海求之，其勢順也?！崩^司馬懿之后，呈現在司馬昭、司馬炎面前的天下大勢，可謂“居高視下，勢如劈竹”。他們所要做的，只是順流而下，去完成歷史所賦予的某種必然。    公元二六二年，魏將鄧艾偷渡陰平、奇襲成都得手，次年，蜀后主劉禪降魏，至此，蜀漢政權歷二帝，前后42年，終于宣告結束。    公元二六五年，司馬昭之子司馬炎逼魏主曹奐禪位，司馬炎登基，改國號為晉；公元二八零年，司馬炎進討吳國，吳主孫皓降晉，吳國滅亡。從而結束了魏蜀吳之間長達七十二年的混戰局面，這就是中國歷史上的“三分歸晉”。    司馬懿作為《三國演義》小說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已經伴隨著“空城計”、“祁山斗智”等膾炙人口的故事流傳至今，但他作為杰出的政治家、軍事家所特有的種種優秀品質和在三國歷史上所發揮的重大作用，卻總是容易被人們忽視。他一生大落大起的坎坷經歷，以及他的智慧、冷靜、寬容、沉著、機變、忍耐和審時度勢，把握機會的不凡內涵，不僅使他成為一個生動、精美的文學形象，更為后人探詢人生的哲理提供了無盡的思索和啟迪。